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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节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

  一天傍晚时分,史努比打来电话:“吃饭?”

  “行。”我说,“我请你,正打算下楼吃呢。”

  他顺竿上:“不成,你做。”

  我气笑:“凭什么呀,只有方便面。”

  “不行。”

  “那就下挂面。”

  “挂面成。”

  朋友太老就是这样,连理都不讲。

  只好去超市,买只鱼头、料酒、一袋木耳,走到市场买点红尖椒,又返回身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。下完面,炒只蛋放在里面,再拍根黄瓜。

  他靠着门看,又伸手在灶上一抹。我从锅里拿剁椒鱼头,白他一眼:“你再戴个白手套擦擦。”

  他嘿嘿一笑:“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。”

  吃完饭,我俩喝茶。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,说看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,都很受刺激。那里的文章写自己父辈,大都说父母尽管清贫,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,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。

  他说自己的父亲也老了,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,老了对保姆还不好。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,带着困惑还有心酸:“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?”

  我跟他说,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。七八年前看北京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。一个小姑娘跟她的父亲,谈父女之间的沟通问题。谈到快一半,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,说你父亲是何等不易,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,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。女孩一直听着。后来她说了一句话:“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,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,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。”说完站起来走了。

  陈虻有次骂人,就是骂这种选择。

  记者拍了个片子,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,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,为他们钉作业本,判作业,带他们去吃麦当劳,把家里床铺都腾出来让他们住。片子做得很动情。

  陈虻说,他被那个钉作业本的动作弄得挺感动,但隐隐觉得不太对劲,就问记者:“这老师收钱吗?”

  记者说:“两万到三万一年。”

  他算了一下,收留四个孩子的话,怎么算一年也有十万块,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,远远高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入。“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,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,当知道的时候,我觉得那叫省钱。”

  他接着问:“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?谁教给你的?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?”

  记者沉默不语。

  他后来说:“其实谁也没教给他,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,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,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,这就是一种观念,一种意识。”

  陈蛇说得对,但是,“谁教给你的”,这话问得,好像他是外星人。

  他不管这些,不问你的成长史,也不同情你,只像把刀一样,扎进人脑子,直没人柄。

  审个片子,他骂:“你是机器人吗?”

  等你改完了,抖抖索索给他看,他看完温和地说:“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,你连人都不是,你只是个机器。”还引申:“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,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。我想问问,你有思想吗?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?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,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,你能有看法吗?”

 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,不训人,也不指点人,只是不论谁做得好,他总能看在眼里。

  我跟他哭诉,说自己除了课本,只看过言情小说,脑中空空,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。

  他乐了,说不用急,好香是熏出来的。他写的《唐山大地震》,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,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,他都觉得不安: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不需要强求,更不要变成强制。”

 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,在一定年纪的时候,自然会启动。

  我苦着脸:“可我都这么大了。”

  他笑,问:“你多大?”

  “七六年的。”

  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,去唐山采访大地震,写了一首诗,大意是:大娘坐在那里,路边架着锅,正在烙饼,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,锅是从辽宁送来的,煤是从山西来的,油是从河南来的,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,在大妈的锅里,你看到了阶级友爱。

  意思是,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。

  我说那怎么办,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,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。他只说,你有兴趣的话,可以看一看历史。

  我不明白,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,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?

  他说:“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、一件事吃透了,后面的就知道了。”

  过了几年,唐山地震三十年,我想去看看。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,我理解,这种题不好做,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,还麻烦。

 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,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。他在接电话,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,过了一阵子,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,叹口气,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。

 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:“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,是受什么驱动?”

  我说:“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,我也三十了,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,想知道。”

  她问:“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?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?”

  我跟她说:“我们会在‘九·一一’时做那么多报道,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,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?这一点我不明白。”

  她问:“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?”

  我被问愣了一下:“到了这个年龄,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。”

 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,现在已经残破不堪。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,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,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。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,二十四万人遇难。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,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,车运的、走路的、抬着担架的……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,一点一点爬来的,地震发生时,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,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,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。

  一天里,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。

 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,比划给我看:“从你坐的地方,往北四里,往西四里,全是人,躺在雨里,地上不是雨,是血水。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,会动的是活人,不会动的就是死了。”

 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,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:“医生,救救……”最后一瓶氧气,她给一个伤员用上。回来的时候,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,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,都接在瓶子上,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。

  我上中学的时候,家里有一本借来的《唐山大地震》。有个细节多年不忘,当时没有麻药,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。这个女医生就是她。

  “四十分钟。”她说,“没有灯,用手电照着做的。”

  她一边掉眼泪,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。每刮一下,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。六岁的小男孩,一滴泪也没掉,不断地念语录:“下定决心,排除万难,不怕牺牲……”

  这些年,她一直惦记着他,想见他一面:“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,留没留疤。”但是,当年这里的人,都没有名字,没有照片。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,尤其是伤亡的人,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,“这是机密”。火车路过唐山,必须放下窗帘。

 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。她说没有。

  我问:“那到您孙女这一代,还会记得么?”

 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。

  “您不怕被遗忘吗?”

  她反问我:“不记得的事情多了,大饥荒你知道多少?反右你知道多少?”

  我没说话。

  她一笑,把话收住了。

 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,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,拍了一千多张,其中一张很著名,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,孩子们都笑着。

 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,四千两百多个孤儿,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,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。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,哭声震天。

  我说:“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?”

  他说:“……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,从没拿出来过,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。”

  我问,是不让拍么?

  他说不是:“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。”

  “这个世界观是什么?”

  “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。”

  “你遗憾吗?”

  “遗憾,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。”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,问我:“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,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?”

  我说:“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,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,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,是因为他的坚忍。西藏人有句话说,幸福是刀口舔蜜。唐山首先是个刀口,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,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。”

  地震三十年,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。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,但他没有。他见到当年的人,拥抱着,大力拍他们背。大家坐了一排,挨个按要求发言,到他发言,就诚恳地说两句。

 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,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,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,要不要拍?如果拍了,怎么能用在片子里?只好作罢。

  事后却后悔。

 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。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,拍完编导回来说:“陈虻,抱歉,片子没拍好。”

  他说:“为什么?”

  编导说:“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,非要‘摆拍’。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种鞭炮,只有半挂了,一直烤在炉台上,舍不得放,就等着通电这天。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干,觉得这不够气氛,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,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、举着,他们就拍。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,不知道该怎么弄,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,所以我们没有拍好。”

  陈虻听完说:“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?”

  大家都愣一下。

  他说:“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,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了,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,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,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。”

  见面会上,有位高位截瘫的女性被介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。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。

  采访时,我才知道,地震后她脊髓断裂,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,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,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,但她决定当一次母亲——“我要夺回地震从我身边夺走的一切”……小孩生下来了,但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,之后她三年没出门,把自己囚禁在家里。

  见面会的当天,是当年她儿子夭折的日子。现场需要的,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,她说:“无法表露一点哀伤。”

  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,但没有。她拿出当年写的书,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,捏造过情节。她在书里写,地震之后,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,却没救她,而是先去救别人。她疼得撕心裂肺,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……但真实的情况是,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,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。

  她拿出书来给我看,不掩饰,也没辩解。

  去唐山之前,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,我是带着逆反、带着“认识历史,吸取教训”的预设去的。但她是活生生的人,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,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:“这样上镜行吗?”我端详一会儿,把口红给她,让她涂上一点。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,她挺平静地说:“瘫痪后小便失禁是感觉不到的,常常是裤子尿湿了才知道,来不及,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。”

  罪是她受的,但她没有痛恨过去,连底掀翻。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,怕这些信腐坏,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,在旁边手抄一遍,这样想看信的时候,就不必翻看原件了。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,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,放声痛哭,她反过来安慰他。三十年来,她承受这一切,就像接受四季来临。

  采访这样的人,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,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,都是一种妨害。谈了一个多小时后,她说: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,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。

 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,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。

 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,天上下着雨,她渴极了,张开嘴,接雨水喝。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,还以为是死人呢,沿着那条腿往上摸,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,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。她抬头看四周:“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,和唐山一样。整个都拾不起来了,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,跟唐山一样。”

  我小臂上全是碎鸡皮疙瘩,就像那雨水也浇在我的身上。

  唐山的节目播了。有记者问我:“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呢?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了。”

  我说:“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,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。过了二十年,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。换句话说,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,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。”

  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:“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,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?”

  是,土地拆迁,医疗事故,教育腐败……哪一项都是“人民”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。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?

 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。

  二〇〇八年,他离开了新闻,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,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。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,说:“这时代太二,我不跟了。”

 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,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。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?他说看东北。问东北什么,他说看张学良,“张学良调出来了,最早的是九·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,三十分钟,张学良的演讲。我记得很清楚,里面说了一句,委员长说,两年之内,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,他就辞职。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,我当时很受刺激。”

  他的刺激是,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,但没有这样的资料,“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,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”。

  他跟我说:“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,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,非常了不起。他说,不管怎么个混法,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。我觉得他一针见血。这个民族浅薄,没有文化,不重视历史。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,就这么浅薄。”

 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,有的正在老去,正在失去记忆。“不能再等了。”他说。

  他做历史:“《论语》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,已经都不对了,再心得一遍,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。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,就是直接听孔子说……世世代代老听心得,进步速度会非常慢。”

 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,题目叫《我的抗战》,“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,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,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。所以我建议多用‘我的’,少用‘我们的’。”

 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《我的抗战》发布会时,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,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,一百多盘带子。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,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,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。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,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,到处找,“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,日本人。”

  底下人笑。

  我说:“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。”

  他一笑,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:“他们在评职称,还有更紧要的事。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,不着急,谁想起来谁干。”

 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,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。

  “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,我也不愿意想,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。我有那个时间,就能多采访一个人,多整理一些材料,这样可能更有功德。我现在想,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,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,现在为什么快乐,就是不想那些事,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,这一点可能更重要。”

  他在台上冲我笑,说:“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,不开心,但是她最近看到我,我很高兴。”

  二〇〇二年时,他不大上“实话实说”了,有一些传闻,说的人都欲言又止。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,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“我的抑郁症”,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。

 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,办公室门一响,小崔进来了。我很意外:“你找谁?”

  “找你。”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,坐我对面。

  我们对坐着聊天,同事路过说:“嗬,真像调查的采访。”

 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。他一句寒暄没有,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。这些话题我不陌生——让人失望的现实,缺少良知,缺少希望,玦少坚守的人……这些话,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,很多人在文章里说,很多人在喝酒后说。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,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。他说话的样子,就好像,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,死沉地压着他,逼着他。

 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。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,不是因为他有名,或是幽默,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“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”,这是那块牌子上“前卫”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。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,他立刻起身走了。

  临走拉开门,又回身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 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有点心酸。

 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:“我每看这个,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,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。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,家破人亡,多沉重的词啊,对他们来说小意思。受尽委屈,有误会,没有钱,半辈子吃不饱饭,儿女找不到工作,女朋友被人撬走,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。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,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。”

  看片会上,拍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的康洪雷坐在底下,他说拍该剧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战时国民党的将领杜聿明、孙立人,他们确实战功赫赫,很有名,有文字记载。“可下面的士兵就没有人知道了。我和兰晓龙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,一个一个采访,越了解浑身越颤栗,越颤栗就越想了解。”

  他拍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之前,听父亲说了快五十年往事,每次回家都要说,采访后,才发现这些国民党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,“他们从来不说。越不说我越想知道,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,各种各样的方式,一点点地知道。”

  采访完,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,相对号啕。“之后我们在想,哭什么呢?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,还是哭什么?后来发现,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,自己的可怜。我们快五十岁了,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,你居然丝毫不知,你不可悲吗?所以,就有了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。观众可以说好,可以说不好,但就我个人来说,我快五十的时候,做了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,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。”

  会上有观众发言,很动感情。

  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:“我想补充一点,我听出一点危险。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,《我的抗战》就是‘我的抗战’,是自己的叙述。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,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,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,不管这个事。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,那就是日本投降时,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诡异。”

  他说不要以为《我的抗战》是要翻案,没有那个味道,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。“去采访几万个人,多少多少个小时,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,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,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。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,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,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。它在最后写一句‘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《口述历史》’,就行了,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,做不到。”

 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,说:“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:要服务,不要表达。”

  这话没头没脑,我也不知怎么搭腔。

  他说刚才在讲课,有个人问他:“我们这工作,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,跟着他走,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?”

  他生气了:“他活着,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,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。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,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。”

  他说:“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,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。”

  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,曾与《朝日新闻》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,对方说:“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,我们只提供信息,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。”

  我找到一本书,是《朝日新闻》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,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。

  [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,“有人质问,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?我想,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‘上边作出的决定’不抱怀疑。”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:“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,农村凋敝,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,让我心痛不已。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,还有国际包围圈的压力,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,而五内如焚,不管是谁,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。”

  一九三八年,孩子们都要学习武士道,年满七岁,就要穿着黑色制服,背诵当时的儿歌“和大哥哥并肩坐,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,感谢士兵,他们为国战斗,战斗为国”,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。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《教育敕语》,“忠诚是最高的美德”。

 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:“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,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,从头到尾,观众兴奋不已,给柔道选手鼓劲,斥骂拳击选手。最后,柔道选手取胜时,全场欢呼之声鼎沸,接着放映电影,是‘满洲事变’的战斗场面,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,升起太阳旗,观众使劲鼓掌。”

  他说:“从小,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,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,没有任何怀疑,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,就是这样造就的。”

  直到一九八六年,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:“为了我国的安定,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‘满洲国’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,如与英美妥协,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。”

  他说:“我是被这样教导的,我也相信这一点。”

  那么,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?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?

  日军人侵华北日渐深人时,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,“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”,但“随着‘跟上形势’‘整肃学风’的声音,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,或者沉默下去”。

  一九二五年,《治安维持法》颁布。警察面对“煽动”或是“不敬”,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。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,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。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、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,一九三六年,暴徒袭击《朝日新闻》,砸毁办公室,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。

  之后,大众传媒上盛行的,是有奖征集军歌,和“为飞机捐款”的新闻。

  反对战争的人,被叫作“思想犯”和“非国民”。

 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,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,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,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,老兵和下士官“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,因为他是思想犯,非国民,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”。

  “他们先喊一声‘摘下眼镜’,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,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,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。再来,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、棍棒、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。用棍棒殴打臀部时,老兵让新兵‘间隔一字排开’,从头打,打过一轮,解散,把他单独留下,再打第二遍,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。

  “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,是国境线,有的士兵自杀了,有些人逃跑了,卫兵实弹上岗,他抱着短枪上岗时,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——但是,战争终究会结束,无论如何,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,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。”

  在信的末尾,稻永仁说:“这个人就是我,时间是一九三八年,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。”

 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,《朝日新闻》征集这些信件,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,“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”,“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”。

  《朝日新闻》的编辑说:“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,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,尽量掩盖,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,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?”

 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。“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?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、守法的社会公民,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?再看看我的国家,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,又怎么与那些人——他们轰炸越南村庄,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——扯在一起?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、好客、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,与‘文革’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?”

  他说:“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,为什么会落人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?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,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。”

  对历史说真话,就是对现实说真话。

  这本书的最后,收录了一封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。

  “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:‘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,战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结束……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,战争毫无意义,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。’但为什么是我们,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在反省?我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,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,而是主动地去了解。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,请多告诉我们一些,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,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,这样,一代接一代,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,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。”

  钱钢日后去了香港,不再做新闻,转向历史,埋头发掘故纸堆里的事,写了一本书,托人带给我一本。

  其中有一个故事,是写当年的《大公报》在国民党治下,以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立世,一纸风行。

  恪守这八个字极不易,报纸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数百万人的大灾荒触怒蒋介石,曾被罚停刊三日,记者被捕。抗战时报馆被敌机炸毁后,把印刷机搬进山洞里出报,困窘中仍然拒绝政府资助,被迫到乡间收购手工纸,印刷质量令读者忍无可忍,投书批评。报社头版头条刊发《紧缩发行启事》道歉。写到此处,钱钢笔端有浓得要滴下来的感情:“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?‘一,将阅读之报转赠亲友阅读;二,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,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’……”

 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,但《大公报》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,要秉持公心与诚意,“随声附和是谓盲从;一知半解是谓盲信;感情冲动,不事详求,是谓盲动;评诋激烈,昧于事实,是谓盲争”。

  他说,“不愿陷于盲。”

  钱钢这本书叫作《旧闻记者》,他离群而去,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衣,阅读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,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。他写道:“研究新闻史的后人,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,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,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,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,改道是历史的寻常,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,他似乎心有旁骛,‘改道’别出,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。”

 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,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:“新旧之间没有怨讼,唯有真与伪是大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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